我国外贸自1994年以来持续高速增长并连续保持了13年的贸易顺差。2007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实现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顺差1125亿美元，同比增长84.3％。持续的贸易增长与巨额顺差，不但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也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持续的升值压力。

    大跨越带来大阵痛

    2004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比刚刚入世时的2001年翻了一番，晋级全球贸易俱乐部季军之位。

    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预计将突破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位列全球第二。又是一个3年时间，又是一个翻番。然而，今日非彼时，个中滋味迥异。

    3年前的翻番给我们带来了欣喜与欢呼。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抓住了入世带来的机遇，经受住了入世带来的严峻考验，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陌生的舞台上，也很快成为了赢家。然而，今日的翻番却给我们带来了尴尬和压力，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在高速跨越式增长的背后，贸易顺差过大的格局已悄然形成，国家经济生活因此受到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外贸顺差的积累，使我们的外汇储备成为全球第一，使我们的综合国力不可小觑。但同时，我们又分明深切地感受到其背后潜藏的重重危机。

    最直接的危机，就是贸易效率没有与顺差同步增长，甚至出现不良社会效益。我们出口大量产品的同时，宝贵的资源在大量流失，紧缺的能源在大量消耗，挥之不去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在不计成本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却在闲置并随美元贬值。

    其次，大量的贸易顺差使外汇占款大幅增加，迫使央行货币投放过快，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动资产价格高企，为本来就高位运行的投资增长推波助澜，进而加大了整个国民经济从偏快滑向过热的风险。

    再次，大量的外贸顺差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方面，外币供给充足，供求关系必然产生本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势力无视我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而将其视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结果，从而无端指责我国汇率政策，给我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增加压力。

    再发展要有再认识

    其实贸易顺差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规模过大，增长过快。2005年，我国外贸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今年将达到2000亿美元，与外贸进出口的比例超过10％。在高顺差时代，外贸如何继续健康发展，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外贸的持续增长与顺差是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一种表现，是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获得发挥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对此要有以下基本认识：

    一是长期性。我国外贸增长与顺差扩大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这是由我国现有的资源禀赋决定的。规模巨大的劳动人口在未来几十年里仍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充沛，使得我们虽然也面临老龄化的威胁，甚至局部地区个别加工行业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初期迹象，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潜力蕴藏地区。不断成长的新增劳动力人口，将限制工资成本的增长速度。随着政府加大公共投入支持，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劳动力培训，开发人力资源，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还会提高，能够保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二是双向互利性。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实际上适合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素质较低的要素禀赋，即使是简单的来料加工或装配业务，也缓解了我国就业压力，为低素质工作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国民收入。对世界市场来说，我国廉价消费品大量出口，对进口国消费者具有节约开支、稳定消费水平、获取较佳消费效果等多方面的利益，从根本上说，符合进口国的利益。

    三是风险性。庞大外贸规模和巨大贸易顺差也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风险源之一。一方面它会引起贸易摩擦，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在目前的外汇管理政策下，顺差与外汇储备规模、基础货币投放密切相关，巨大贸易顺差可能给国内金融稳定性造成威胁，降低货币政策的效力，催生流动性过剩，也会是巨额外汇面临因外汇贬值造成资产缩水的风险。

    当前，认识我国外贸增长态势的关键概念之一是外贸依存度。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进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从近些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都在6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接近70％。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比例似乎是过高了，但是不能、也不应该机械地理解外贸依存度的高低。外贸依存度提供了一个评价国民经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风险程度的参考指标，但它不是唯一的指标，就其本身的性质来看也不是一个静态的、孤立的指标。外贸依存度高低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与一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状况密切相关的。当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较为稳定时，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应该解读为我国对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对国际交换中的经济利益的最大享有，不是风险，而是机遇。反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紧张时，哪怕只有20％-30％的对外依存度都可能危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安全。要辩证地认识外贸依存度，努力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不失时机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基本前提下解决阶段性难题

    国际贸易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可以给交易双方带来好处。我国贸易的增长从本质上来看具有双赢的特征，一方面是我国出口的增长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是贸易伙伴获得了较大的比较利益，增进了其国民福利的增长。贸易利益的分配则取决于双方在交换中的地位以及各自的国内经济特征。因此，在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争夺中，贸易的自由化与经济的全球化始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然，对于贸易利益的看法也取决于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在国内政治格局中话语权的大小轻重，并直接影响该国的贸易政策走向。

    在体制与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同时作用下，我国外贸增长及顺差带来的问题已愈发突出。如今年上半年的贸易总额与顺差就仍然保持在高位增长，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加大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外需失衡，我国经济不得不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保持经济的增长；二是持续的大规模顺差造成了与贸易伙伴间双赢格局的失衡，增加了贸易摩擦的几率与负面效应的冲击力；三是贸易结构不尽合理，过分依赖欧美日市场、过分依赖加工贸易方式、过分依赖三资企业的贸易业绩等；四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不但有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向我国的转移，也有贸易顺差的转移，即投资国将其与第三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形成对该国的出口，转变为我国与该国的贸易顺差。

    出于不同方面的考虑，我国都应该有效地削减顺差。但这绝不意味着要遏制外贸的增长，而是要努力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在贸易层面上削减顺差无非有这样几种思路：一是抑制出口，二是扩大进口，三是抑制出口与扩大进口并举，四是同时扩大出口与进口，并使进口增速持续高于出口增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还是以第四种方式更为可取。

    要在扩大出口与进口并重，保持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的思路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具体应做到：第一，保持出口的适度增长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需要，坚决推进对外的全面开放，为国民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动力与条件，同时把启动内需作为实现贸易平衡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全面认识并从制度安排入手，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我国不断向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协调好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作为我国装备工业持续发展的两个推进器的关系。第三，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坚决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产品出口，积极引导加工贸易的升级换代，鼓励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与产业承接，第四，积极鼓励民营企业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引进适用技术，普遍提高民营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全面迅速地提升民用产品的质量水平，缩小与国际市场的平均差距。第五，动态调整进口与出口的结构，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引导企业决策，保护出口企业的积极性与经济利益，分阶段地实现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实现贸易基本平衡，为外贸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创造条件。第六，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进程，建立平等和谐的国际经贸秩序，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尽快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消除误解，化解摩擦，寻求共同发展的战略平台；争取并掌握重要资源型产品的国际话语权。

    克服加工贸易“荷兰病”现象

    中国外贸的持续增长与顺差持续放大，究其根源，主要都来自于加工贸易的贡献。今年上半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440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6％，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45％；加工贸易顺差1105亿美元，同比增长38.7％，占全部顺差额的98.2％。可以说，有效控制了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与方向，就是把握住了中国外贸及其顺差的方向和规模的龙头。

    而目前，在中国对外贸易领域，尤其是加工贸易领域，却越来越显现“荷兰病”现象。“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上世纪50年代，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蕴藏巨量天然气。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在荷兰则逐步萎缩。有了这意外财富，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逐渐消失，使荷兰最终在多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到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随后，人们把这类因福得祸的经济现象通称为“荷兰病”。

    “荷兰病”一般有这样几个主要症状：一是制造业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深加工、精加工产业不易发展起来；二是资源产业的繁荣以其他行业衰退为代价，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三是出口剧增导致本国货币升值，削弱了本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四是国内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差距也会因资源条件的优劣而拉大。这四方面的症状，在中国经济中均已出现。中国经济患上“荷兰病”的病根不在于自然资源的发现或者自然资源价格调整（上升）等，而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要素，以及外资的过度依赖上。这些依赖迫使中国经济至今还未脱离高产低效的粗放型经济老路。

    相对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言，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异常丰富。一方面让中国企业只需支付较小的成本就能获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在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企业失去了制度、技术创新的动力———企业只需依靠对廉价劳力的长期占有，通过产能的扩张就能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患上严重的劳动力要素依赖症，社会财富的获取通过大量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低效组合即可，特别是在中国对劳动者保护不力的情况下，获利变得更加简便；资本、土地与劳动力等资源进一步向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企业集中，挤压其他类型企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空间。

    而且，与当初设计的相反，外资的大量涌入以及其享受到的超国民待遇，非但没有提高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及技术进步，反而使国内粗放型经济模式有进一步固化的危险。外资带来的技术很少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凭借着技术及品牌优势，外资拿走了中国财富增长的大部分，而国内加工企业只能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及大量的自然资源获取微薄的经济增长“分红”。另一方面，外资在中国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丧失了与其公平竞争的机会，压缩了国内企业的成长空间，使国内企业无法获得技术创新所需的时间及资本积累，从而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因此，在外资的压迫下，国内企业要发展只能依靠对廉价劳动力的占有及压榨来博取有限的加工费，从而获得生存及成长的机会。

    目前，国内加工贸易直接从业人员三、四千万人，相关配套产业就业五、六千万人，面对解决近亿人就业的加工贸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科学论断是：要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力吸引跨国公司将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那么该怎样引导加工贸易的转型和升级呢？已于8月23日实施的商务部、海关总署2007年44号公告就是旨在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这一公告将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15％的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共计1853个商品税号，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规定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行限制类商品差别政策：一是东部地区新设立的外贸企业，不予批准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原有业务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二是中西部地区A类和B类加工贸易企业继续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空转管理。

    这意味着在可见的未来，加工贸易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二是要有利于促进东、中、西部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三是要有利于由单纯加工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内容延伸。只有这样的加工贸易项目才是受欢迎的，也才能带来和谐的贸易效率与顺差。

    这也意味着，从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天幕上，创新、品牌、标准、服务将成为更加耀眼的星星，中国经济向着不仅能够为世界奉献高性价比的低端产品和服务，而且要更多的为世界奉献节能、环保的高端产品和服务的方向又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或许还会是一个3年，许多今天的问题将已不再是问题，而在全球贸易俱乐部的头把交椅上，我们坐得很稳当，心境也很坦然。